但除了利益驱动及利益团队的对抗外，现实中的市场，至少存在制约房价下行空间的五个方面的产品因素。
其一，期房与现房的结构性矛盾。
调控干了些什么，除保障房的目标比较明确外，限购、限贷、信贷紧缩、按揭难办都影响的是整体市场而并没有出现象温总理所讲的那样，让普通消费者获得差异化优惠。
他们面临政策的时候要么选择观望，要么选择入市，而过去的调控则最大化推迟了买房时间，导致市场中的新开盘量严重不足而存量急速加剧。
我们知道，期房与现房是存在较多成本差异的，当调控催生期房向现房转化的时候也意味着更多的追加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这会严重制约房价的下行空间。
伴随政策管制的加强，现房销售还追加了时间延长的难度，从事过房产营销者都知道现房不一定比期房好卖就是这个理儿，而买房者更知道现房阶段开发商肯定会加价销售，也就是期房存在一定的优惠空间而现房则失去了这部分让利销售的空间。
其二，两极产品集中与缺乏普通需求产品的矛盾。
党的调控政策一贯是强调保障，强调增加普通住宅供应，但现实并非如此。
整个中国的开发商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事中小普通住宅开发，另一类则是追求为富人造房。因为中高档住宅面向的富人阶层更容易做，即只要你的产品对路，细节过得了关，所推出的产品吻合了这类人的生活追求，价格并非主要问题。
由此决定价格走向取决于两点，只有那些附加在主流开发商周边的中小项目才可能跟随性降价销售，也只有那些吃饭或生存有问题的开发商才会主动降价销售。
但因为现实市场中的供应主要以最低价格的倾销类项目、不以价格为主导的中高端项目为主，直接导致降价有效性降低，即那些高端项目不愿意降价或者降价也没有什么用途，而普通住宅开发则存在供应不足导致不用降价，从而制约整体房价的下行空间。
其三，限购的负面影响与非限购的正面影响。
限购与不限购都无法整体执行，恰好政府好象对限购非常热衷。
限购制约了正常的二套消费，其实伴随中国家庭变异与生活观念的变化，多数家庭是存在多套需求的，但限购掐断了这个投资链条；而不限购的话，中国房价到处是高价衬托下的洼地，肯定会有资金绑架那些处于正常发展期的地方楼市。
这就带来供求的整体移动，从而让政策的作用力减小，比如我在北京买不起，我可以到廊坊买，可以回家置业。但整体上予以全面限购，则又面临通胀的压力。
政府的这种担心与模棱两可直接会造成开发商对降价的不作为。
其四，地方规划方向带来的产品供应结构性矛盾。
地方政府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一方面要依赖于土地财政，另一方面囿于政绩追求又要不断推出新地块，这样就会让一些存量地上的项目获得了囤积利益，再加上房价变相推涨地价，后来者必然以较高地价进入这个城市，因此会让一个城市存在区域性价格洼地，不同城市之间形成城市价格洼地，这两个洼地都首先吸引的是开发投资，再其次才吸引的是消费投资。
另外，地方政府出于城市面貌的要求往往对出让土地带有一定限制并且这个限制往往以牺牲容积率为条件，即政府通过提升容积率来提升地价，并且形成城市所谓建筑名片，开发商则非主观地接受了过大的容积率，为了在利润上有所突破，只能做出差异化产品，整体这样的话是很难形成有效吻合于普通需求的供应量，导致普通住宅供求关系紧张。
其五，政府愿景无法让老百姓承认或接受。
多数百姓认同政府会让房价降下来或者说保持合理水平，但时间表以及是否能够在所在城市落实，抱有怀疑。同时，政府调控政策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政府政策是直接针对楼市的还是针对整体经济运行环境的，也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话题；还有就是目前保障房政策已经落实，但保障到谁的头上，以及哪些人可以接受未来保障房的惠及，还处于模糊状态。
当老百姓的需求无法与未来政策走向挂钩也就是老百姓不知道是否能够等到受益于调控政策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漠然，而现实中的消费松动则影响他们的买房决策。
综述，要抓住目前的时机让房价回归理性，最重要的出路在于给出各项政策的执行时间表与执行对象；其次在于敦促开发商尽快出货，清理土地与项目税收、清理存量项目、追加持有环节的课税将逼迫开发商主动降价；最后才是围绕消费做文章，并不需要本末倒置，即限购限货这些东西可以放在后面执行。此外还依赖着保障房的制度化，即消费分流。
